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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
龙小霞，延军平，孙虎，王祖正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川滇地区为我国大陆最显著的强震活动区域，地震活动频繁。在对川滇地区强震灾害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应用三元、四元、五元可公度法分别预测了该地区下（几） 次可能发生强震的趋势，以便能更好地配合防震减灾工作。
关键词：川滇地区；地震；可公度；趋势预测
中图分类号：P315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11X （2006） 0320081204
川滇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区内主要发育有北西向的鲜水河—安宁河—小江断裂、金沙江—红河断裂、怒江—澜沧江断裂和北东向的龙门山— 锦屏山— 玉龙雪山断裂等大型断裂带[ 1 ]。该区新构造活动剧烈，地震活动与活动断裂密切相关，绝大多数属构造地震，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是中国大陆最显著的强震活动区域。川滇地区地震活动地域广、烈度高、破坏性大，地震灾害的频频发生严重威胁了该地区人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也给该地区带来严重的生态、经济损失。本文采用“可公度法”对川滇地区的强烈地震的发生趋势进行推算与预测[ 2 ] ，以期该地区今后在防御重大地震灾害时，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尽可能的减少生态、经济等诸方面的损失。
1 已有地震的统计分析
川滇地区块体构造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的碰撞，川滇块体向东南运动，滇缅断块向东北运动，形成边界断裂走滑位错和块体内部断层错动。边界断裂成为强烈地震孕育发生的构造带，而617 级以上地震大多发生在边界断裂带附近[ 3 ] ，反映出强烈地震与构造活动的密切关系。川滇地区地震活动频繁，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特别是20 世纪以来，中强地震及强烈地震记录较全，成为统计研究的基础。据中国地震局整编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中国近代强震目录》以及1991 年至2005 年《中国地震年鉴》，20 世纪以来川滇地区617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次数共37 次，其中710 级以上地震发生了21 次，占总数的57% ，617～ 710 级地震有16 次，占总数的43% （表1） [ 4～ 6 ]。图1 为20 世纪以
来川滇地区强震分布格局图。
图1 川滇地区20 世纪以来强震分布格局图
从表1 中可以看出，20 世纪以来川滇地区发生≥617 级地震的年份为25 年，分别为：1913 年、1917年、1923 年、1925 年、1933 年、1936 年、1941 年、1942 年、1948 年、1950 年、1952 年、1955 年、1960年、1967 年、1970 年、1971 年、1973 年、1974 年、1976 年、1979 年、1981 年、1988 年、1989 年、1995年、1996 年。如果将这25 年的年份作为一组数列，那么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出几组以19 年为公差的子数列，如“1917、1936、1955、1974”、“1923、1941、1960、1979”、“1913、1933、1952、1971”以及“1950、1970、1989”等（部分年份的误差在正负一年以内） ，如图2 所示。
图2 20 世纪以来川滇地区发生≥617 级地震的部分年份关系图
由图2 可知，除1913、1923、1950 这三个年份有正负一年以内的误差外，其余年份皆严格符合19年公差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依据上述计算得出的统计规律，对今后可能发生地震的年份进行推测,1989+ 19= 2008，因此可以看出，2008 年有强烈的
地震灾害信号。
2 地震趋势的可公度法预测
可公度性源于天文学，表示自然界事物之间的一种秩序，是自然现象周期性的一种客观外在反映,所以是一种信息系。这种信息系不仅在天文学研究领域中有明显的表现，而且在其他领域中也广泛的存在，因此可以以它作为对自然现象进行预测研究的依据和方法。翁文波院士首先将可公度性预测方法应用到了预测科学中来，并曾利用可公度信息系对1976 年唐山地震、1982 年华北干旱、1991 年长江流域洪水、1992 年美国加州地震等自然灾害现象作过成功的预测[ 7 ]。本文根据20 世纪以来川滇地区≥617 级地震的25 个发生年份，依据可公度法的原理和方法，对未来川滇地区≥617 级地震的发生年份进行预测。
211 三元可公度法预测
由三元可公度法计算如下：
设X 1= 1913；X 2= 1917；X 3= 1923；X 4= 1925;
X 5= 1933；X 6= 1936；X 7= 1941；X 8= 1942;
X 9= 1948；X 10= 1950；X 11= 1952；X 12= 1955;
X 13= 1960；X 14= 1967；X 15= 1970；X 16= 1971;
X 17= 1973；X 18= 1974；X 19= 1976；X 20= 1979;
X 21= 1981；X 22= 1988；X 23= 1989；X 24= 1995;
X 25= 1996
则计算结果见表2:
通过计算可以看出，得出的结果与实际的年份一致，且每一个结果都能写出三组以上的三元可公度式子，由此说明，川滇地区的强震表现出了极好的可公度特征。由此可以推算出下（几）次地震的可能发生年份
X 26和X 27:X 26‘= 2007 X 22+ X 6— X 2= 2007
X 24+ X 14— X 12= 2007 X 22+ X 7— X 3= 2006
X 27‘= 2008 X 24+ X 6— X 3= 2008
X 25+ X 14— X 12= 2008 X 23+ X 6— X 2= 2008
212 四元可公度法预测
由四元可公度法计算如下:
设X 1= 1913；X 2= 1917；X 3= 1923；X 4= 1925;
X 5= 1933；X 6= 1936；X 7= 1941；X 8= 1942;
X 9= 1948；X 10= 1950；X 11= 1952；X 12= 1955;
X 13= 1960；X 14= 1967；X 15= 1970；X 16= 1971;
X 17= 1973；X 18= 1974；X 19= 1976；X 20= 1979;
X 21= 1981；X 22= 1988；X 23= 1989；X 24= 1995;
X 25= 1996
则计算结果为:
X 16+ X 5— X 20— X 1= 12 X 15+ X 5— X 18— X 2= 12
X 14+ X 6— X 18— X 2= 12 X 15+ X 7— X 19— X 3= 12
四元可公度法预测结果：1996+ 12= 2008
213 五元可公度法预测
由五元可公度法计算如下:
设X 1= 1913；X 2= 1917；X 3= 1923；X 4= 1925;
X 5= 1933；X 6= 1936；X 7= 1941；X 8= 1942;
X 9= 1948；X 10= 1950；X 11= 1952；X 12= 1955;
X 13= 1960；X 14= 1967；X 15= 1970；X 16= 1971;
X 17= 1973；X 18= 1974；X 19= 1976；X 20= 1979;
X 21= 1981；X 22= 1988；X 23= 1989；X 24= 1995;
X 25= 1996
则计算结果为:
X 23+ X 15+ X 1— X 3— X 7= 2008
X 23+ X 20+ X 12— X 18— X 7= 2008
X 24+ X 21+ X 8— X 18— X 6= 2008
X 25+ X 15+ X 7— X 19— X 3= 2008
X 22+ X 15+ X 5— X 13— X 3= 2008
X 21+ X 11+ X 9— X 13— X 1= 2008
总结以上几种预测结果，可以看出从灾害信息来讲，2007 年和2008 年的灾害信号比较强，尤其是2008 年更符合已有地震资料的统计规律，因此川滇地区下（几） 次可能发生≥617 级地震的年份为2008年。
3 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所进行的推算与预测结果看，在2008 年左右，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17 级强烈地震。为了更好地配合防震减灾活动，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完善预防措施 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切实加强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三大工作体系建设，加强针对性专题研究，确定重点防震区域，依靠全社会力量，不断提高防震减灾综合能力。
（2） 加强抗震能力建设 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防震减灾工作，加强领导和管理，切实加强抗震设防及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加强对重大建设工程和一般民用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管理工作，坚决做好抗震设防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作，提高城市和农村的防震抗震能力。
（3） 健全紧急救援系统建设，以提高地震应急反应能力 依法制定地震应急预案，加强地震应急系统指挥建设，明确紧急救援队伍，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避震应急、自救互救知识技能。
（4） 广泛宣传动员，普及防震抗震知识。川滇地区的破坏性地震以往主要集中于农村，而缺乏防震减灾意识和经济滞后等原因又导致农村民居普遍抗震性能差[ 8 ] ，因此，应该加强防震抗震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把防震抗震知识宣传普及到乡（镇）、村及农户，努力提高农村民居防震抗震能力。
（5） 加强地震监测网络建设 川滇地区断裂多,地域广，地震灾害频发。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确定地震规律及确切的发生地点仍然有许多科学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应采用切实措施不断完善和加强地震监测网络建设。
参考文献：
[ 1 ] 苏有锦，秦嘉政. 川滇地区强地震活动与区域新构造运动的关系[J ]. 中国地震，2001，17 （1） ：24234.
[ 2 ] 邢东兴，孙虎，延军平. 陕西省大旱年发生概率及可能发生的年份预测[J ]. 灾害学，2004，19 （1） ：69272.
[ 3 ] 黄子波. 川滇地区强烈地震预报研究. 四川地震，1994，（1） ：9213.
[ 4 ] 中国地震局.《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23 世纪～ 公元1911年） [M ]. 北京：地震出版社，1995.
[ 5 ] 中国地震局.《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1912 年～ 1990 年）[M ].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 6 ] 《中国地震年鉴》编辑部. 中国地震年鉴1991～ 2005[Z]. 北京:地震出版社，1991～ 2005. [ 7 ]翁文波. 预测论基础[M ]. 北京:石油出版社，1984.
[ 8 ] 陈，等.“十一•五”期间中国重大地震灾害预测预警和防治对策[J ]. 灾害学，2005，20 （1） ：1214.
唐山大地震30年祭：震前预测争论与渎职贻误时机
杨学祥
第 1 2 页 最初发现异常的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杨友宸，他在1976年的5月，出席了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向在场的所有人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不久包括开滦马家沟，唐山二中、八中等都相继传出了新的异常情况。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的马希融在1976年5月28日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异常变化，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还有很多防震工作人员在当时也发现了异常现象。距唐山大地震12天和6天时，乐亭红卫中学、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向有关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距唐山大地震2天，北京市地震队发现临震七大异常。距唐山大地震9小时，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否定唐山地震震前预报的专家承认失误
1977年的早春，马希融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位地震专家，写于1977年1月20日。信中说：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唐山地震……作为我们地震工作者来说心情十分悲痛，据传马师傅对我意见很大，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于形变电阻率，7.8级震前的反映是应该肯定的，你们的预报意见是震前几大家预报意见中震级最大的一家……我们虽然漏报，但增加了我今后的信心，说明地震前有人能够做出预报……
与位高权重的地震局官员相反，基层的地震监测人员却勇于承认事实真相。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报道，1976年刘占武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从1979年起，担任中心台台长，这位当年唐山地震监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事隔20多年后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为张庆洲调查唐山地震漏报真相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内容。他说，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已经很多了，当时应该立即要求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可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继续观察，延误了战机。另外就是国家地震局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专业地震队和地方地震工作队是地震预测的两条线，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应该在国家地震局。
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唐山灾难能够不再重演吗？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问题，刘占武的回答是，“很难说。地震预测要靠两条腿走路，专群结合。可唐山大地震以后，群测点都撤了。”
透过世界地震预测难题黑暗中的光明
据北京科技报姜莹莹报道，青龙距唐山市仅115公里。在这场惨烈的大地震中，重灾区的青龙虽然房倒屋塌，却没有一人死亡，被誉为世界防震减灾的奇迹。青龙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
王春青在1976年7月14日，听到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利用晚间座谈时间，以个人观点的方式对“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报告。7月19日，回到青龙县就做了汇报，他的汇报引起了青龙常委会的重视，积极部署，7月27日，全县47万人口，已有60%以上的人在防震棚过夜，少数住在屋里的人也开着门窗睡觉。在这样的准备下，青龙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6]。谁说地震不能预测？
对待科学的争论，两种官员的态度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成功预测了唐山大地震的旱震理论和磁暴二倍法仍然没有获得科研资金的支持，立下汗马功劳的群测点被撤销，相关责任人仍然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错误和行政责任。经过实践检验的事实都不被承认，何谈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唐山大地震后的科学谜团
首先，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地方地震工作队和群测点是发现唐山地震前兆并准确发出地震内部预报的主力军，是经过实践考验的一支重要的地震监测队伍。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才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为什么青龙县的经验不公开宣传？为什么立下汗马功劳的群测点被撤销？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杨友宸为什么在震前被调离工作岗位？这是一场科学争论，还是一场推卸责任的闹剧？
其次，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对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请立即安排时间听取震情告急汇报。结果是，汇报时间定为一周以后的21日。后来又拖延到26日[6]。谁负责贻误预测时机的责任？
第三，对于唐山地震前的预测，已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临震预测是一回事，事后的科学研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被实践检验证实的观点反而长期受到压制？作为科技工作者，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科学观点，并为其后果负责；作为官员，在两种不同意见的抉择中有决定权，但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混淆科学是非与行政责任，这是中国官场的通病。唐山地震相关责任人，有功者没有得到嘉奖，有过者没有公开向人民道歉。这既不科学，又不公正。
事实证明，我国地震预测的科技水平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出在决策层的非科学手段和“官本位”作风。在成功预测了海城地震之后，我国本来具备成功预测唐山地震的科技条件，不幸的是，“官本位”葬送了“打破地震不能预测世界难题”的机会，并在地震不能预测的理论指导下，压制正确观点，撤销群测点，给地震预测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科学争论本来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官本位”却竭力阻挠科学争论的正常运行。有人说，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是，西方科学在西方国家硕果累累，进入中国后依然收效甚微。这表明，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仅仅是认识世界和传承文明的工具，都有其辉煌的发展时期，它们本身不是科学发展的阻力。邓小平认为，科学是生产力。
因此，科学的发展首先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科学与否的评价，需要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需要一个完善的竞争机制。在西方科学史上，地球中心说与太阳中心说的大论战、火成派与水成派的大论战、固定论与活动论的大论战，以及多次有关进化论的大论战，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科学发展。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科学技术比封建专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传统，官不是民众的公仆，而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人。官与民在科学面前的不公平性，导致在科学资源、资金支持、理论传播、是非评定上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往往先在求“官”上已耗尽精力，在科学技术上也只有敷衍塞责了。有了官就有了“一贯正确”的绿卡，即使错了，也可以无理辩三分。如此下去，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官本位”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相关官员和科学工作者都要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摆事实，讲道理，展开科学预测地震的大讨论，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告慰30年前不幸罹难的亡灵
1976年7月28日，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降临到唐山大地，24万鲜活的生命被掩埋在地震废墟之下。30年过去了，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肉体创伤，还有人祸留下的
精神剧痛：震前的准确预测为什么被压制？
1976年5月28日，这是一个值得被纪念的日子。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的马希融在这一天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异常变化。此后惊心动魄的两个月，地震预测人员展开了与天灾和人祸争夺24万生命的大搏斗。
一部关于唐山大地震预测的真实记录
摆在我面前的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在2006年4月编辑的《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文集概述了华北及渤海地区中长期及短期地震预报，总结了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
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亲耳聆听了1976年唐山地震预测学者的理论阐述，亲眼看到了发表在预测文集（内部文件）和地震核心期刊的预测文献[1，2]。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前，国家地震专业机构和业余监测点都观测到了唐山地震的前兆，一些专业和业余的检测人员准确地提出了唐山大地震预报。可是位于高位的地震部门官员对迫在眉睫的地震险情汇报请求一拖再拖，对发布震情的要求横加阻拦，核查和研究更无从谈起，延误了预报唐山大地震的最好时机，不仅造成死亡24万人的历史惨剧，而且丧失了攀登地震可预报理论的科学顶峰的最佳路径和机遇[2]。2005年5月，张庆洲出版了《唐山警世录》，披露了唐山地震前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更多唐山地震前准确预报的人和事。
唐山地震前中国科学院关于地震的中长期预报
中国科学院在1974年6月15日上报给国务院的《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中指出，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今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在国发[1974]69号国务院文件中，国务院批转了科学院的报告，要求各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这就证明，中国科学院的中长期地震预报是正确的。地震预测部门的部分负责人压制唐山地震预报是违背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关于地震预报的方针和精神的。
磁暴二倍法预测唐山大地震
震惊中外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使24万条生命飘然而去，人们把它当作一场天灾记录在案。事实上，张铁铮早就预报出了这次地震，可惜的是被主管部门忽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作者是在“2002年天灾预测总结学术会议”上知道的，《2002年天灾预测总结学术会议“磁暴二倍法”、“磁偏角二倍法”、“磁暴月相二倍法”专题讨论（会前研究资料论文集）》上，张铁铮的一篇论文《“磁暴二倍法”与地震三要素预测》（1-41页）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1975年下半年，天津市地震局召开地震会商会议，大港油田派张铁铮参加。张铁铮在会议上提出：近期蔚县地磁强度直线上升，河北和山西小震不断发生，1-2年以内在五台山地区具备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条件，这是不可忽视的前兆。
张铁铮又发现了1975年11月23日于1976年3月26日的磁暴组合，推算出发震日期为1976年7月28日，震中位置在宝坻至昌黎之间。因此1976年6月去天津市地震局再次收集资料并同时汇报震情。张铁铮向地磁组X女士汇报了情况，提出近期华北要发生大震，在天津周围120km。X说不可能。张铁铮提出滦县安各庄水异常出现，X说是海城地震后效。张铁铮提出是地震前兆，未能引起地震局重视。
1976年7月28日临震前，作者向大港油田领导做了预报，很多人都知道要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后，大港油田领导向天津工人日报驻大港油田的一位记者确认：这次地震大港油田张铁铮做了预报。记者暗中找人调查核实了情况之后，立即向天津市委作了汇报。8月4日晚上，先接作者（张铁铮）到天津市汇报情况，以后又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人大委员长和六位副总理汇报。地震局领导也在座[1]。
1998年西北地震学报刊登张铁铮的文章，确认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地震预测。
《唐山警世录》披露了唐山地震前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
为了揭开唐山地震预测的真相，《唐山警世录》作者张庆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采访调查。调查中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承认，地震预报尤其是临震预报是人类尚难攻克的难题。但地震并非毫无预兆，即便被认为震前“高度平静”的唐山大地震，唐山不少地震监测站、台、点也发现了各种异常，并发出了较为准确的中长期甚至短期震前预报
科技改变命运：关注唐山地震的预测者
杨学祥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遭遇了举世震惊的大灾难：7.8级地震，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被夷为废墟，24万同胞沦为亡魂。如此浩劫，发生之前有无前兆或者警示？在巨大的灾难过后，后来者应该从中获得怎样的教训和启示？
一、对地震工作者不公正的对待
灾难、废墟、悲痛、自救、救援———大致可以囊括地震发生后，唐山大地震现场的景象了。当年20多岁的王运启作为一名地震工作者，除了能看到这些场景外，他还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感受。
地震工作者在救灾中的角色非常尴尬。王运启说，向当地老百姓调查情况时，迎接他们的大多是“白眼”：“地震发生了，你们也来了，早点干啥去了？！”在唐山地震现场，地震工作者的出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唐山赈灾现场，地震工作者“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将深蓝色工作服上的“冀震”两个字用泥巴糊上。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在昌黎落实地震异常时，被人围住一个个地查问，声称查出河北省地震局的“非把小子揍扁不可”。地震队职工到粮店买粮，粮店女职工一看粮本，情绪顿时变了，“给你们吃不如给猪”。居委会发给受灾群众一家一条棉毯，轮到地震队职工家中就“发完了”。
“地震现场的惨景，使我们痛苦万分；面对唐山人民的目光，我们心中的伤口在滴血……地震工作者一边忍受着人们的误解，一边努力地工作，他们力图用超强度的劳动来使自己负疚的心情得到些许的平衡。”谈到当时的情况，王运启心情显得十分沉重[1]。
我可以理解王运启的内心感受，当年我还是中学教员，看到学校附近的医院住满了唐山地震伤号。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习地震理论，77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一心要攻克地震预测的难题。令我非常惊奇的是，31年过去了，地震灾害的痛苦已经被人们淡忘了，逐渐消失了的防灾意识可能导致新的灾难发生——因为我们又处在30年前的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灾害链之中（拉尼娜——强沙尘暴——太阳黑子极值——厄尔尼诺——强震频发——低温冷害——流感大流行）[2]。唐山地震的最大教训就是，从高官到群众，必须具备防灾减灾的科技知识和安全意识，科技进步才能改变人类命运。
二、地震预测时刻表和有贡献人员
1967年10月20日距唐山地震9年：李四光指出：应在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做些观测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1968年距唐山地震8年：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唐山市区的40多个监测点都有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
1975年12月距唐山地震7个月：地质部地震队上报给国家地震局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中将唐山圈进危险三角区，并明确指出：“1976年可能发生大于6级的地震。”
1976年初距唐山地震6个月：杨友宸在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5月距唐山地震2个月：国家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上，杨友宸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1976年7月6日距唐山地震22天：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地质部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唐山地区出现七大异常。唐山二中群测点负责人田金武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1976年7月23日距唐山地震5天：唐山乐亭红卫中学群测点负责人侯世钧预报：即将到来的大震最低为6.7级，最高可达7.7级！
1976年7月26日距唐山地震2天：国家地震局汪成民一行15人到地质部地震队听取汇报。地震队提出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距唐山地震17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汪成民的汇报，并决定让汪成民第二天去廊坊落实数据。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地震9小时：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和上级作强震临震预报：强于7.3级的地震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特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3]。
《唐山警世录》作者张庆洲向世人揭示了上述事实。“作者历经七载，三易其稿，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唐山地震前后的社会背景，地震监测、预报和抗震救灾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梳理分析，真实地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所以说，这部报告文学既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难得的防灾减灾学的科学文本，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2005年8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唐山警世录》作了如此评价[4]。唐山地震前作出正确预测的还有张铁铮（应用磁暴二倍法）、耿庆国（应用旱震理论）和张国民[9]。
假若地震预测的决策者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作出正确的决策，24万唐山人民的命运将得到根本的改变。
三、青龙镇的奇迹
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创造了“青龙奇迹”。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在一次会上介绍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火速赶回县里把消息报告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向全县发布临震消息，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书籍的冉广歧，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真的地震了！青龙县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百姓安然无恙，无人伤亡的青龙县还成为唐山的后方医院[3]。
县委书记冉广奇对青龙县采取了预防措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他了解到国家的中期预报，又了解到当前有短临预报，5级左右的短临预报，又看到了他们县里面群众观测的情况，的确有好多异常：动物异常、水温异常，很多异常都出来了。再加上他自己努力学习地震知识，连李四光的地震力学都学过。这种情况下他敢拍板，使青龙县免除了地震的灾害。联合国总结的青龙县经验是：群众、官员公共管理、专家应该三方面结合起来。
四、唐山地震的教训
2007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发生31周年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我国各城市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提醒人们正视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提高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2007年9月强震时期已如约而来，强震频发呼唤相应的预警机制和灾害信息收集机制[9]。面对唐山地震24万亡灵，新闻媒体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舆论宣传和舆论监督责任。
1．提高房屋抗震性
无数次的地震灾害告诉我们，凡是重视抗震设防的城市和达到了抗震设防要求的建筑，在大地震中可以不受破坏或少受破坏。所以，城市中建筑物的抗震设防对减小和防止地震造成灾害具有重要作用。从统计数据来看，那些结构合理的中高层和高层框架剪力墙建筑在大的地震中都能保持完好或基本完好，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建筑在大地震中可以不受破坏或少受破坏。城市建设抗震设防的主要环节是选址、设计和施工，其中选址是基础。在工程设计和建设之前，建设单位应该请地震部门对建设场地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以确定抗震设防标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其释放出的能量约相当于1945年投放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的400多倍。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震区内工业建筑物有70－80％倒塌或遭受到严重破坏，多层砖混结构房屋有90％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损坏严重，所有的烟囱、水塔等全部倒塌，下水道遭到破坏，整个唐山市几乎成为废墟。地震共造成24.4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
唐山市之所以会发生强烈地震，是因为唐山位于东西方向燕山断褶带和北东方向沧东断裂带的交汇部位，属于地震活动频繁地区之一。而整个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地震设防或未按标准进行地震设防，建筑物不具备抗震性能，是地震给唐山市带来毁灭性破坏的主要原因[5]。
2．地震灾害防范意识低下是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
建筑物不具备抗震性能，是地震给唐山市带来毁灭性破坏的客观原因；缺乏灾害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是地震给唐山市带来毁灭性破坏的主观原因。事实上，唐山地震的前兆非常明显。防范意识强且有思想准备的人，都能化险为夷，躲过这场劫难[6]。
唐山地震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当时的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在有大量前兆的条件下，不是以人民生命为重，及时传授防震知识和措施，而是压制正确意见，在关键时刻没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事后也没受到责任追究。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这是防震减灾工作的最大弊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能严格执行工程抗震设防的有关审批程序，致使少数城市建设工程缺乏抗震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就是实例。凡是暴漏出来的安全问题，一定要严厉查处。否则，防震减灾就是一句空话。灾后的教训只会是一堆豆腐渣工程！
日本是一个充满危机意识的国家。为了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危机管理体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7]。
3．加强灾害的信息预警和科技宣传
一座城市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是否完善，在灾星光临时会找到所有的答案。2004年７月１０日，一场暴雨让北京市城区几百条路段积水，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市民生活遇到了极大的麻烦。有关人士承认，北京在此次防汛应急预案中对灾情估计不足，防汛过程中也出现了指挥调度混乱的情况。譬如，原有预案制定的抢险措施未能满足实际需要，暴雨降临时，很多受灾地点没有及时组织足够的人力和物资抢险，在积水严重的地区没有及时启动临时排水措施。 两天后的７月１２日，雷雨狂风又突袭申城，造成地铁晚点、公交瘫痪、房屋倒塌、渔船沉没、小区断电，并有７人在灾难中丧生，多人受伤。据悉，在暴雨到来之前十多分钟，有关部门曾发布黄色预警信号，但仍然未能避免种种事故的发生[8]。
信息网的广告有经济收益，信息媒体趋之若鹜；娱乐搞笑吸引观众，电视广播专栏有约。谁关心公众的生命安全？谁传授灾害中的防护技能？媒体有效的科技宣传，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命运。
4．向唐山地震预测的有功人员致敬
唐山地震预测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恢复历史的真实。坦诚地承认错误，公开地向正确观点道歉，这是一个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我们应该向唐山地震预测的有功人员致敬！他们是中国科学的精英和希望。他们创造的“青龙奇迹”永远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
李四光、杨友宸、地质部地震队、马希融、田金武、侯世钧、汪成民、张庆洲、张铁铮、耿庆国、张国民、王春青、冉广歧（以文章中出现先后为序），人们永远要记住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历史功绩。
"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耿庆国
打开电视，汶川被震得惨不忍睹，又关上了，决不再看了。又应验了，爷的大姐夫耿庆国创立的关于地震预报的旱震关系学说。
年初雪灾，我们的第一反应也是他的旱震关系。那时候大家都希望他失算，因为一旦大震，人命关天……
今天，我只有更加佩服他那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责任感。尽管一些人士说他长期处于中国地震预报工作的主流话语之外，尽管学术界对于他的研究方法争议很多，但是他依旧像哥白尼一样地坚持着探索着，关键的关键，他的预测总是对的。
我了解他也理解他更佩服他。因为我坚决提前退休的也潇洒也愤然，也是因为自己是属于“非主流”的大前提。
耿庆国，师承著名地震学家傅承义教授。曾成功参与预报出辽宁海城地震，震惊中外；唐山大地震主震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探索6级以上大地震的中期预报问题。
耿氏旱震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地震和气象的关系，他认为在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会有气象效应存在。如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包括震中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出现的大面积干旱现象，不过是孕震过程中造成的气象效应，是地震引起的气象变异。据此应能预报地震。
为此，耿庆国研究了近百年来中国6级以上大地震的旱震实例229起，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如果是一年内震，那是小震，但倘若是两年、三年才震，那就极有可能是大震了！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9度强；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0度。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
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同年4 月1日，周恩来在邢台向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业同学提出：“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耿亦在其中。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发生震级为7.7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死亡15621人，为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
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带队，耿庆国和其他几位地震科学家参加，立即飞赴现场。当天上午抵达通海极震区后，即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总理凌晨作出的重要指示，耿庆国做笔录。周总理指示：“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初一晚10时整，耿庆国等被接到国务院小会议厅，周总理要在接见1970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做重要讲话之前，找几位青年专家介绍情况。总理用整整4个小时听取汇报，他一边亲自做笔记一边主动发问。从名单上见耿庆国是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北京管庄地震前兆综合观测台任技术台长，便询问：“耿庆国同志，你是地质部的。你对地震预报是什么主张？什么观点？李四光同志是什么主张，什么观点？”
耿庆国非常惶恐地站起来：“我对地震预报没有什么主张和观点。我完全拥护李老的主张和观点。李老是地质力学、地应力观点，他强调地球自转速度的不均匀性，造成了地壳的构造运动；在研究活动构造体系的基础上，划分危险区，通过测定地应力变化加强过程来预测地震。”
周总理要他坐下回答：“耿庆国同志，你是我们培养的？”
“是。”
“哪个学校的？”
“中国科技大学。”
“是在北京时的科技大学？”
“是。”
总理问：“科技大学有没有地震地质、地应力专业？”
“没有。”
“北京大学呢？”
另一青年专家答：“也没有。”
“地质学院呢？”
大家一面摇头一面答：“没有。”
周总理说：“我们国内总可以创办一个地震地质、地应力专业嘛！地应力是肯定存在的，运动的变化一定会有力的表现。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啊！要有雄心壮志。”
周总理又问：“耿庆国同志，你刚才讲，你们现在用10余种方法手段进行观测，到底有哪10余种手段，要一个一个地说给我听。”
大家一一做了具体汇报：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磁、形变电阻率、地电……
周总理谈了很多话题：
“测震，地震台我去邢台看过。地形变搞些什么，归谁管？地倾斜归谁搞？地应力归谁搞？用地磁预报地震何必那么急于否定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提出来研究，看哪一种比重大。地电归谁搞？重力是怎么回事？地下水，邢台地震时变化很显著嘛！冒黑水是什么原因，云南有没有？水化学是什么？氡气是什么，英文怎么说？……你们说有10余种方法，才说９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气象与地震有没有关系？天体的因素都要考虑。中国县志上也讲了一些现象，有些是有道理的，别国可能没有那么长的记载。”
耿庆国1972年在去平谷一地震台路上因口渴向老农买西瓜。闲谈中，老农长说：“大旱不过阴历五月十三，可今儿都阴历六月十五了，天还没雨……我活了67年，还没赶上这么旱的！”他顿时想起通海震中区老乡们反映过震前的大旱。回去后，研究1972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看到苦心搜集的到有关气象资料时惊呆了：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113万4千平方公里，广播里天天都有农村学大寨“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的报道。经分析研究，他在年底召开的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上，作了旱震关系的报告，提出了新的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至3年半往往是旱期，旱区面积越大，则震级越高。
1974年5月31日耿庆国重申中期预报意见：1972年大旱后的1至3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则震级可达7.5-8级左右。
果然在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县发生了7.3级地震。由于地震工作者的努力，2月4日10时30分，辽宁省人民政府通过电话发布了临震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100多万人在震前两个半小时撤离危险区。世界震前预报奇迹降临到了海城。
1975年12月，在耿庆国等人成功预报出海城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曾在北京市召开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肯定了他的旱震理论。耿庆国提出：京津唐地区可能还有大震。耿庆国等人的判断很快被国家地震局上报。
1976年1月28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写道：“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地震活动的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二年内大陆地区有可能发生七级以上的强震”，明确提出“京、津、唐、渤、张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短期和临震异常”。
1976年7月24日的会商准备会上，一位专业人员提出短期预报的看法：依据磁情指数异常，发震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耿庆国说道：“你如果能把预报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敢报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待续）
问地震
地震震了，人命关天，惨不忍睹。大方向必须转向抗震救灾，该承担责任的借此便可以一推二六五了。但是究竟是“非主流”在利用科学造谣，还是主流不懂科学的渎职，已经分晓。
作为“非主流”一代国宝级、周恩来关注过的地震预测专家肯定有话要说。作为临近他们的旁观者，作为共和国公民，作为地震预报专家耿庆国“八杆子还搅合得着”的远亲，我必须实话实说。
这批“非主流”观测此震已达三年之久。三年前，因为在自己单位学术上孤家寡人的位置，耿庆国曾经给温总理写亲笔信。信被按照程序转回国家地震局，地震局领导对耿的教训，为什么那段话与当年唐山大地震前地震局当权者教训北京地震大队小伙子的如出一辙？
总理办转信是正常的，无可非议。但是相关部门的推委是正常吗？当年唐山大地震前，因为国家地震局置一批青年专家的观点于不顾，万般无奈下，耿只得求助于新华社发内参。
近年这代专家成了退休的“非主流”，一代志士英才的学识、职业素养、年龄和官本位观念究竟构成什么关系？结论悚然：这种推诿，贻误的是以众多人命为高昂代价的“学术”！
谁人敢站出来证明4月下旬这批“非主流”召开的那个重要预警会？收到预警会寄发相关材料的国家各个职能部门，眼下把这些材料都扔到哪里去了？
谁人敢站出来说，那份材料上清晰地写着：四川大震将在5月8日正负10天内？
谁人如今敢正实，当震区人们在震前若干天前看着各种动物异常现象，尤其是看着大批癞蛤蟆雄赳赳地穿越铁轨时，心有疑虑，嘀咕是否是地震前兆，而我们的专家给予的标准答案是“气候反常”？
耿之类的“非主流”是一批没钱没权的老穷光蛋，尽管他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用土法上马曾经走在世界地震预报科学的最前端，可这是个没名没利、呕心沥血的累活儿苦活儿，现在的中国科学与世界接轨，谁人肯做这等傻活儿……现在很多人迷恋洋爸爸主义，可是颇会享受生活的洋爸爸们根本做不出中长期预报。临震预报，需要洋爸爸们的科学仪器，自然实权在握的主流们一分钱也不可能给“非主流”批的，于是“非主流”就更为非主流了。但坚强不屈的非主流们硬是用触类旁通的土法上马还是稳、准、狠地抓到了地下作祟的这个恶魔，这又将怎样解释呢？
大灾来了，我们的人民大众与谦和清廉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万众一心，因为大家深深懂得责任重于泰山。但是，大灾之前把头顶上的责任泰山当棉花糖、欺上瞒下、官本位的无能之辈，为什么如今又能推诿得如此圆满呢？看着百姓的凄惨无比和胡温二位日理万机，渎职又有台阶下的他们就不痛心么？
学术争鸣，百花齐放。而地震预报争鸣只有两个字“震否”。从世界惟一有预报的中国海城大地震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大地震的主流为什么总是“否”的一家之言呢？
一代地震预测专家，已经从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熬成了百病缠身的清贫“非主流”，可是他们依旧以自己的赤诚和孜孜不倦地学习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邢台大地震中周恩来的临危授命——通海大地震周恩来明确指出的研究方向——海城大地震举世无双的有报——唐山大地震长达几年的捂盖子——汶川大地震的“非主流”意识。面对这个巨大拱形，我们国家的地震预测工作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
一个地震预报专家，一生能有几次关于大震的预报？如果一批国宝专家的预测总是正确，可又总不被“主流”吸纳，比专家们更冤的就是无辜的人民了。
我知道，我敢问。我知道，问话根本就没人敢答。
但是我还是要问，因为我是一个热爱共和国、与共和国休戚与共的好公民！
辛苦了，同人民休戚与共的胡温两位国家好领导！
辛苦了，永远走在抗灾救灾最前端的中国军人！
辛苦了，永远无私行善于他的人民百姓！
是的，我心很痛。这两天总在流泪，为了无数的无辜冤魂……
一群百病缠身的博学“非主流”，你们不好好在家安享晚年，一天到晚捧着那多科学数据四处奔走游说，你们，你们风尘仆仆地到底为了什么！？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日前，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蟾蜍迁徙：数十万只大小蟾蜍浩浩荡荡地在一制药厂附近的公路上行走，很多被过往车辆压死，被行人踩死。大量出现的蟾蜍，使一些村民认为会有不好的兆头出现。当地林业部门对此解释说，这是蟾蜍正常的迁徙，并对大量蟾蜍的产生做了科学的解释。
蟾蜍成群过马路
吓得路人绕道走
“太多了，太吓人了，一群一群的，它们‘携妻带子’，就像赶集一样热闹，”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的周大姐说，“早上天蒙蒙亮，我一早去赶集买东西，出门不远，就看到有蟾蜍在路上慢悠悠的走着，搞得我的脚都不敢往地上放。最后，我只好绕道上街。中午我回家的时候，看到这里只有少许蟾蜍在爬行，由于有车子路过，已经有很多蟾蜍葬身车轮下了。”
蟾蜍集中出现的地方在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旁边是某制药厂厂房。家住制药厂旁边的刘先生说，他看到黑压压一片蟾蜍，在地上爬行，“那时已经被车和行人压死、踩死很多，血淋淋的躺在地上。过去，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天灾预兆”？
林业专家现场释疑
“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许多村民表示了担忧。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人们不安和忧虑。
绵竹市林业局接到报告后，很快赶到了事发当地。专家在现场看见，密密麻麻的蟾蜍布满了村道，蟾蜍聚集面积大约有二十亩，分布在制药厂周围农民的菜园、空地里；而某制药厂后面的那条排水沟流出的水，水温略高于其他水沟，这里的蟾蜍也最多。
据绵竹市林业局局长舒实说，这里处于农田的低洼地段，很适合蟾蜍生存，现在正是蟾蜍繁殖季节，连续两天的降雨加上排水沟水温略高，非常适合蟾蜍产卵和孵化，在孵化时间集中、孵化率高的情况下就会爆发大量幼蟾集体上岸迁移，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与老百姓所说的天灾毫无关系；蟾蜍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它们的到来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村民不用为此担忧。
蟾蜍属益虫
对庄稼有保护作用
据了解，2006年5月和2007年5月，在广汉一小河边和绵竹城春溢街399号一家包装公司附近的马尾河一条小支流上，曾经聚集了众多深褐色、拇指大小的蟾蜍，数量多达万只。
德阳市林业局野保处工作人员介绍，蟾蜍俗称蛤蟆，前身是蝌蚪，在呼吸器官完成由鳃到肺的蜕变后，它们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由水中转移到陆地。因水位低等原因，小蟾蜍无法顺利上岸，下雨后，随着积水水位上升，它们趁机跳到岸边，开始分散到各个地方寻找新的居住地和食物。雨过天晴，小蟾蜍在水中闷热缺氧，为了寻找新的生长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集中成群迁徙。“蟾蜍属于益虫，对绿色庄稼有保护作用，因此希望人们能善待它们，也不用害怕这些小家伙，当它们成熟后就会自然分散，各自吃害虫去。”
据悉，这种大规模的蟾蜍迁移其实是一件好事情，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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